1960年,一场重要会议结束后,中南海内举办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舞会,许多开国将领纷纷携带家属前来参加,场面温馨而热烈。
在舞会上,周恩来总理迎面碰见了开国中将吴信泉。见到吴信泉和他的妻子,周总理笑着调侃道:“你们这艘‘航空母舰’又添新飞机了吗?”这一句俏皮话引得吴信泉夫妻俩哈哈大笑,周围的人也被这轻松幽默的气氛感染,笑声不断。
周总理的玩笑缘于吴信泉一家子极为庞大——夫妻俩共育有12个子女,其中8个男孩、4个女孩,堪称“人丁兴旺”的典范,也因此在将军家庭中格外有名。
吴信泉与妻子俞惠如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40年。当时28岁的吴信泉担任分区司令员,正率部队赴安徽泗县魏营区执行作战任务。根据地的同志们得知消息后,特地让妇女干部俞惠如带领一支文艺队为新四军举行欢迎会。
展开剩余88%彼时,俞惠如年仅16岁,青春洋溢,是文艺晚会上的“台柱子”。她不仅活泼可爱,且组织能力强,虽年轻,却深得大家敬佩。新四军到来时,俞惠如带着队伍为他们演出节目,自己更是压轴演唱了《松花江上》,赢得台下阵阵喝彩,坐在观众席上的吴信泉几乎被她的风采吸引住了。
吴信泉一见俞惠如,心生好感,而俞惠如却浑然不知,台下这位军官便是她未来的丈夫。欢迎会结束后,吴信泉上台致辞,不时回望台下的俞惠如。这细微的互动被政治部主任看在眼里,第二天主任兴致勃勃地找上门,要为他们做媒。
这让吴信泉脸红心跳。虽然已近三十,但从军多年忙于战事,人生大事尚未考虑清楚。更何况俞惠如年纪太轻,16岁让他迟疑不决,担心贸然表白会显得唐突。
起初,吴信泉并未意识到她年纪如此小,只觉得她办事干练,似乎是个老革命,却没想到她还是个稚嫩的少女。在主任的极力撮合下,二人最终坐下来共进了一顿饭。
此前,俞惠如对吴信泉了解不多,只知道他是英勇的将军。饭桌上,吴信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:出身贫苦,18岁加入共产党,投身革命,历经五次反围剿和漫长的长征,这些血与火的洗礼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听完这些故事,俞惠如不由得钦佩起这位年轻将军。身处乱世,英雄儿女们有着相似的命运。虽然俞惠如出身较好,但同样早早投身革命,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。二人话题投机,饭后关系迅速拉近。
最终,在政治部主任的帮助下,吴信泉和俞惠如在当地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。彼时条件艰苦,新婚之家甚至连一件新家具都没有,结婚用的喜床是临时从老乡家借来的两块木板拼凑而成。
尽管物质贫乏,但两人心中充满喜悦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,实属难得。
婚后不久,俞惠如怀孕了,这一喜讯令夫妻俩兴奋不已。但此时,形势严峻,根据地正被敌军包围。
十个月后分娩时,吴信泉在前线奋战,无法陪伴身处险境的俞惠如。她只能托付给一户老乡照顾。敌人逼近,炮弹连连落下,村庄多处被毁,俞惠如挺着孕肚与老乡躲避轰炸,心中惴惴不安。
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女战士,若非怀孕,俞惠如完全有能力自保。但此时阵痛来袭,身心俱疲。她在床板上辗转难眠,差点昏厥,幸得老乡悉心安慰,才坚持熬过产痛。
怀孕期间营养不良致她体弱多病,加之轰炸惊扰,羊水破裂。村中无专业医师,只有一名接生婆,尽力援助却无奈孩子胎位不正。
接生婆忙活数小时后只能让俞惠如自己用力生下孩子。她忍受着剧痛,一昼夜后终于生下一名健康女婴。抱着瘦小的女儿,俞惠如眼中盈满泪水——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
女儿出生不久,前线传来胜利消息,吴信泉急忙归家。推门而入,看到妻子和刚生的女儿,吴信泉这位铁血将军也流下激动的泪水。因孩子出生当天是重阳节,遂将女儿命名为“重阳”。
第一个孩子出生经历艰难,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同样困难重重。这个男孩名叫吴皖湘,以纪念父母的故乡。大女儿出生时敌军尚未入侵,但二胎出生时日军已占据根据地,四处扫荡。
俞惠如躲在草棚中诞下男孩,幸无被发现,否则母子二人难逃一死。产后尚虚弱,她连忙带孩子避开日军,随后与吴信泉会合。
日军占领后,大部队紧急转移。作为军官,夫妻俩不得不忍痛将幼小的孩子寄养于邻居老乡家中。身为父母,心中难免忧伤和愧疚,但国家大局当前,必须做出牺牲。
送走孩子时,吴信泉和俞惠如心如刀绞,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他们痛不欲生,但他们明白此刻多留一秒,都可能动摇决心。
婚后多年,12个孩子相继出生。前几位孩子跟随父母生活环境极其艰苦,尤其是建国前的孩子,经历了许多苦难。
长子和长女直到1949年才被接回苏北家中,此时他们已上小学。见到父母时,仍觉得陌生。幸好孩子们理解父母,为国家付出的责任让他们无怨无悔。
吴信泉曾担忧若夫妻战死沙场,孩子们恐永不知父母姓名和故乡。幸而一家终得团聚,新中国成立后,无需再惧战乱。
然而团圆并未带来物质上的改善。吴信泉虽为开国中将,但工资并不丰厚,且需养活14口之家,尤其孩子们都在读书,经济压力巨大。
外人误以为他身为将军必有“油水”,能让孩子过上优渥生活,但吴信泉坚决反对这种想法。作为工农阶级出身,他曾目睹旧社会地主官僚对百姓的压迫。
新中国建立后,他立誓保持清正廉洁,不让权力腐蚀心灵。他深知许多功臣因权势而迷失自我,决不愿重蹈覆辙。
吴信泉严于律己,公私分明,绝不允许孩子借父亲光环谋取私利。他认为家人本就是普通老百姓,理应享受普通待遇。
干部有公车接送,但他只在办公时使用单位车辆,平时骑自行车上下班。孩子们从未坐过公车,上学大多步行,实在赶时间才搭公交,绝不允许用公车。
家境清贫,孩子们多数穿学校发的校服,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再给弟弟妹妹穿,破了缝缝补补。伙食费靠吴信泉的基本工资,大家节衣缩食才能维持温饱。
住房简陋,孩子们挤在一屋,男孩们长个后床位紧张,只得打地铺。多年求学过程中,外人鲜少知道他们身份,吴信泉不让孩子主动透露,怕引来特殊待遇。
尽管物质匮乏,夫妻俩对孩子教育极为重视,孩子们没有怨言,反倒养成了艰苦朴素、礼貌谦让的好习惯。
尤其在国家粮食紧缺时期,14口之家生活更显艰难。大孩子用饭时主动分食给父母和弟妹,甚至学着种菜,采摘野菜补充餐桌。
大女儿放学后常带着篮子与同学去地里采摘胡萝卜、野菜;小些的孩子则帮忙做饭分担家务。看着懂事的孩子们,夫妻俩满心欣慰。
父母工作繁忙,年长孩子便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,放学回家,吴信泉和俞惠如常见哥哥姐姐们抱着
发布于:天津市九龙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